读东坡诸论·留侯论

　　如果苏轼流传于世的作品只有前后赤壁赋、两首江城子之类的纯文学作品，他在人物百科中的定位就仅仅是“文人”，而少了“政客”。虽然作为一个文人的成就远比作为一个政客更卓越，苏轼毕竟写下了《范增论》《贾谊论》《晁错论》这样的政治论文典范，由此看来，即使他的政治修为（或者说政治觉悟）没有他的文采那样独领风骚，却也是杰出的。

　　苏轼的诸论中，最喜欢《留侯论》，因为其中的名句“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是小时候父亲常常告诫自己的。《史记》中记载张良在桥上给黄石老人提鞋，然后被授以《太公兵法》的故事，与其说是历史，更像是个童话寓言。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能够忍辱负重的人才能成就伟业”。

　　然而其中出现了一个矛盾：什么时候可以忍，什么时候不能忍？

　　黄石老人即便不是仙人，也是一个室外高人，张良帮他提鞋，报酬是万人敌的绝世兵法，这笔交易张良显然大赚了一笔。可更普遍时候，羞辱自己的并非世外高人，仅仅是一个地痞无赖。倘若戏弄张良的人不是黄石公而是一个老疯子，那么张良不仅亏大了，而且很丢人，会变成笑话。

　　巧得很，同为汉初三杰的韩信也有“胯下之辱”的故事，这是一个活生生被地痞无赖羞辱的例子。后人知道，韩信功成名就以后酣畅淋漓地回敬了对方：

　　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於此。」

　　于是从受辱到报复的整个经过变成了立志故事的典范。这个典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韩信是中国古往今来第一帅才，这样的帅才在战乱年代想不出人头地都难。他知道自己将来会出人头地，所以发迹以前姑且忍着，功成名就以后再十倍地报复也不迟。

　　然而对大多数天赋平平，人生也是平平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毕竟不是韩信那样出色的人物。如果受到了侮辱以后不立刻报复，很可能就永远失去了报复的机会，那么他们只能背着胯下之辱的丑恶历史，耷拉着脑袋走完一生。

　　因此，忍耐是有条件的。与其说它是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忍“的问题，不如说它是一个“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值得让你忍”的问题。把问题实例化，其实韩信和张良故事的性质并不一样。前者属于自学成才，因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无论侮辱自己的是世外高人还是地痞无赖，任何人韩信都可以忍受；后者在博浪沙伏击秦始皇时的鲁莽冲动，和那个“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子房完全是两个人。张良经历的从“匹夫之勇”走向“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过程，肯定并非像《留侯世家》中所写的、只是通过反复捡鞋子磨练出来，而是一段可以想象的漫长艰苦的历练。在完成这段历练以前，对于张良来说，有的人可以忍，有的人不能忍。

　　矛盾就在这里：我们都是普通人，除非像韩信一样相信自己将来可以爬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否则还是尽量不要忍气吞声的好。但是如果我们“但凡受辱，必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我们又注定失去了成为张良的机会。

　　博浪沙的张子房，和汉初三杰的张子房，两者间的转折点，就是他在最需要忍耐的时候，没有理由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可以想象，在黄石公一而再、再而三戏弄自己的时候，怒火中烧的张良把这个疯老头子打了一顿，不仅出了一口恶气，自己也没有任何损失。但是张良没有那么做，他可能单纯出于本能地压下了自己的怒火：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对那个疯老头子言听计从，竟然就浑浑噩噩地去做了。

　　天赋也好，修为也好，在看似不可理喻的人面前做出看似不可理喻的正确的选择，这正是留侯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