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 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刘向，《说苑·尊贤》
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无疑是第一次转型前诸子百家时代。我相信，即使在地球都变得平坦的今天和将来，那样的时代在中国都一去不返。群雄逐鹿的大环境成就了诸子百家，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礼贤下士的诸侯，可以不问出身地跟一介布衣彻夜长谈寻求强国之道——桓公之于管仲，文侯之于李悝，孝公之于商鞅——我们在《史记》中读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管仲向桓公索要三权（行政权、财政权、人事权）的故事，虽然不见于《史记》，但犹为可信——古时像诸葛亮、霍光、张居正之类权倾朝野的人物，号称丞相（首辅），地位与皇帝无异。然而管仲的故事仍有其特殊性：霍张诸葛都是托孤之臣，少主年幼，自己便行皇帝之能；而桓公奉管仲为仲父时，估算已经超过了二十岁，却能将三权赐予于一身布衣的管仲——类似的例子，始皇统一中国前比比皆是，此后便销声匿迹。
究其原因，我想可以概括为：在寻道图强的时代，统治者可以赋予变法的执行者（知识分子）绝对的权利和绝对的信任，铸就了知识分子的繁荣；而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以后，没有了图强的追求，大权旁落的风险便远远大于回报。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城邦时代的爱琴海沿岸和文艺复兴至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西方文明转型的动力源自国力的竞争；而转型的结束，则是政治体制的趋于稳定和成熟——不仅孙中山和毛泽东已成绝响，连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华盛顿和列宁的故事也已成为历史。
写到这里，我想表达一个观点：改革，在中国，已经到此为止了。除非战争发生，或者有冷战和大萧条一样的恐惧出现，中国不会有动力去推动一场改革。并且，即使在和平年代有动力去推动一场改革，改革也注定失败。我赞同袁腾飞的观点：邓公是新中国的几位国父之一，七八年的时候其他人都死了，他就是唯一说话算数的，所以他能推动改革。古今中外，真正有魄力去执行一场改革的人必定大权在握，因为相对改革，所谓的民主政治都是阻力，只有绝对的权利（三权或者独裁）才能冲破这些阻力为所欲为。彼德的俄国、明治的日本、拿破仑的法兰西、俾斯麦的德意志——几乎所有西方列强的崛起，都与民主无关，全系独裁使然。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在大萧条的危机中，罗斯福于百日新政期间所拥有的实权也与大独裁者无异。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希特勒能让德国迅速从经济危机的泥沼和凡尔赛条约的阴影中走出，全赖他本就是个大独裁者——讽刺的是，元首行使独裁的权利，正是普选得来。
所以我想说，民主和改革本就自相矛盾，而“民主改革”更似天方夜谭。世界历史长河中，我仿佛只见过血流成河的“民主革命”，未见歌舞升平的“民主改革”。通过几近形成暴力革命的手段获得民主的俄罗斯是一个特例，但是你相信俄罗斯民主了么？我不相信——普京的幽灵一直笼罩着克林姆林宫，而俄罗斯人民欣然如此——从这个角度说，普京的权利，如同罗斯福和希特勒一样，是由人民赋予的；而普京的独裁，恰恰是在苏联解体后的全民陷入恐惧之时，水到渠成。
罗斯福、希特勒、普京之流因为机遇使然开始了形式上的独裁，可因为宪法、民主外衣、旧利益集团的存在，他们在推动改革时仍感掣肘。对中国而言改革最好的机会，如同李世民和华盛顿这些开国皇帝和国父们拥有过的机会，建国时的毛泽东也拥有过，但是毛错过了。毛想用独裁的手段建立一个伪民主的国家——独裁还是民主其实无所谓，但是他的方向错了——于是建国最初三十年的新中国史不堪回首；毛以后，邓公依然在用独裁的手段建设这个伪民主的国家——这次，邓公的方向对了。然而，毛挥霍了共和国的三十年光阴，邓公却没有那许多的青春，七八年时的邓公已经七十四岁，谁能指望一个七旬老者发动一场改革并推行到底？邓公过世的第二年，朱镕基登台，可朱公何德何能向江泽民和九常委中的另外七位要三权？商鞅伤害了秦国贵族的利益，只因为孝公护航，才能将变法推行，孝公死后便遭车裂之刑。朱公要伤害其他常委及其膝下虾兵蟹将的利益，又有谁来护航？不止朱公，以后任何一届领导人都没有从其他常委手中要三权的资历或者机遇，没有绝对的权利，一切改革都是泡影，遑论最切近统治者地位的“民主改革”。
每个人在成长的途中都会转型，转型的动机不同，转型的去向各异。许知远发现自己和《经观》的上层终究不相与谋，于是辞职去经营自己的刊物；王利芬发现自己在《焦点访谈》中的追求终究局限于道德层面，于是转而经营《对话》，铺就了离开央视自主创业的基石。或多或少，许和王原先都是试图推动中国民主改革的直接参与者，他们都遇到了瓶颈，一个选择了曲线救国，另一个走了更大的曲线。而我，本来就不曾参与的这样的推动中，转型以后也恐怕离这场推动更远。
换做你，即使你看到我这篇文字，我也无法说服你支持我的观点。如果你寻求些建议，我会说：若你致力于中国的民主改革，请放弃这样的想法，“民主”对中国是个无解的议题，因为改革从来不能塑造民主，革命才可以（而以中国的现状论，革命的成本和风险都实在太大）；若你仅仅关注反贪腐的问题，也请你漠然视之，因为只有健全的民主或者强悍的独裁才会由衷地尝试去解决贪腐问题，至于伪民主国家，他们永远只是打着幌子搞政治斗争而已；若你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愿成就个人的功名，那么你我其实站在一条船上。你看，我们小时候都想当科学家，后来我们大都转型了，那么多高考理科状元也没见几个大学去学数理化的；然后我们都想报效祖国，事实上我们又转型了——这个话题比较宏大，不赘言。
最后，感谢国家，托邓公洪福，中国依然在不同程度上给了几亿人谋活路的机会。至少看到我这篇文字的人，都比中国的多数人要开化，毕竟中国的网民只有四亿多，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强——即使放眼世界，我们过得也比一半以上的地球人要幸福。顺带一提，Beta，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是怎么回事——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必然的，马太效应就可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全民皆富呢？这时候应该从地球的角度考虑，西方国家的人越来越富，而非洲、南美洲以及亚洲的绝大多数人口则越来越穷。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被社会主义者颠覆、不重蹈一战二战的覆辙，建立了完善的福利体系和不同形式的区域联盟——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持之以恒地剥削第三世界（这个问题和中国的民主一样无解，而联合国的意义就是维护这样的剥削持之以恒）。中国的尴尬在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了，既不可能全民皆富也不可能全民皆穷，以至于贫富分化超出了世界的平均水准。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横空出世一个大贤有办法让中国人一起富起来，那么他一定有办法让地球人都富起来——我预测，如果有一天，中国（或者世界上）出现了这样的大贤，他一定是带领地球人去剥削外星人的（这是唯一的可能）。那个时候，贫富分化的对象就不是地球上的几十亿人，而是整个太阳系的多少亿“人”了。我这样预测，并不是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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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文是空间主人写给某人的，我不得不佩服空间主人的深情……三篇，铺垫的够多的，用心良苦啊。情感:A+ 话题:A 内容:B 文笔B- 篇幅:C
冤枉啊冤枉，只有最后一段是写给Beta的，因为写完Chapter2的时候又和Beta斗嘴了。其他只是对着空气说话。不过第三篇确实多余，前两篇就足够概括思想了。但是写完第二篇觉得论证不够充分，所以又写了好多，权当是对第二篇的补充。现在面对一个困境，就是一个一句话可以说明的道理，为了应付喷子，要用十句话去证明。当然我的space上没有喷子，连读者都几乎没有。可是我假想：如果有喷子我应该怎么写……然后就罗嗦这么多了
ps: 谈到文笔，我觉得第二篇最好，第三篇最差。第三篇的例证太多——我小时候看鲁迅的文章，总结出来鲁迅从来不用例证，直接抛观点，抛出来的都是真理（就像证明数学题，从来不用例子，只用公理和引理）。我觉得议论文就应该像鲁迅这样写，学校灌输的“摆实事，讲道理”的把戏都是渣我在第二篇里 “陈胜吴广还有沛公霸王那一辈人”、“新的答案则掩映于大革命、独立宣言、明治维新、三权分立之中“算是点到为止，虽然仍是例证，但比长篇大论好看多了。第三篇不行，”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在大萧条的危机中，罗斯福于百日新政期间所拥有的实权也与大独裁者无异“——这样的句子就是渣，我自己都恶性！但是为了跟喷子解释，我绕不开，我要直接说”罗斯福假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读书少的看不懂，喷子更会喷……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论证和文笔真的很难兼顾
我说的某人显然不是Beta，不明白你这两条回复要争辩什么，还是删了吧
那你说的某人是谁？我听不懂了。你看我能与之讨论民主改革的就那几个人，而事实上这次我没有要跟谁讨论。另外。这几篇练笔的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因为我好几个月没写东西了，所以要拉回以前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民主进程未必有你说的那么死吧。作为政治的不入流人士。大学我寝的一帮人讨论过，中国的民主问题，需要一个强力的监督机构（有人甚至提出国家操作的超能力组织或者蝙蝠侠之流）。但后来因为讨论到这个监督机构权利一大一样会同流合污，这个讨论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的思路终止于监管和权力的分治上。一方面，治理高智商刑事惯犯的手段是有专门研究刑事作案的刑侦科；治理贪污腐败的一样有反贪局。但，政府那高深的工作手段，处事流程的不合理性，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理？可能因为这些流程，一是成功了钻了法律的空隙，不触犯法律，二是违背某些道德，政府不愿意，人民同样不愿意面对。另一方面，但中国历代政治口号都是在给自己下套，要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但管理学的建立，已经接受了局部的损失换取整体收益的合理性。因此国民素质无法根本提升的局面下，任何一个在政治环境中的牺牲者，无论牺牲大小，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政治不合理。
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自我改变难度太大，需要一定投入，从外部监管。上面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外行，我提个方案，表明下我的思路。能否存在一个“政府行为研究部”。用来分离政府中易受权利左右的纪委部门职能。领头人需要类似老朱这样的国家观念，但不需要执政素质的人。应该中国能找到几个。开办专门院校或者在学校开办该专业，培训政府行为的基本知识。对象是人品好，家庭是良民的。将这些研究人投放于各级政府部门，高薪，无任何行政权利，有被保护的权利。工作是研究行政手段，找出不足点。把具体问题汇总提交上级。定期聚集，定期换位。各级组织和媒体直接挂钩，定期展开谈话类节目，可单独开设这样的电视台，共公众参与。将执政的困难问题公开讨论。
谈下目的：一，这些人不会很多，一个小行政单位一个就够了，毕竟没有权利，天天没有别的活，就是研究而已。国家投入可以控制，跟官宴一顿几十万相比，代价不大。二，学习过基本行政套路，可以有时间，有目的，有手段的，调查国家和民众的突出矛盾。民众也可以有直接的反映渠道。三，让民众参与行政问题，有利于普及行政知识，更有利于获得让大众认同的处理结果。四，被强加保护的研究人，安全责任完全在于当地政府，如果哪地的研究人出问题，此地行政就肯定有问题。五，家庭背景干净无法嫁祸，威胁阻碍类行为无效，况且定期公众讨论问题。如果重大问题不讨论，肯定会被曝光。六，直属总部组织，学院性质，定期聚集，全面面向大众。核实相关利益变动，如财产，亲属朋友的权利变动等。加上定期换位，降低贿赂腐化的可能。我一看就知道自己写的很幼稚，只希望能集思广益，抛砖引玉。
有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浑水的劲 用在米国早能安安稳稳过开心日子了/// 一个木有追求的人掩面逃走。。。。。虽然这话还是不说的好。。。但是还是没忍住。。。
DYF，你认为政府本身有廉政和法治的愿望，只是没有正确而有效率的方式，所以你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也在这方面也很幼稚，不知道你的建议是否可行。不过我跟你看法不同，我认为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所谓“执政为民”的思想，它追求高效，但是不追求廉政——如果效率和利益相冲突时，它会优先选择利益。这后面还有很多要说明的，我应该会再写几篇日志
我说中国的政治体制自我改变难度太大，意思跟你差不多，就是它必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我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利益牵制的一个“环”。我觉得人类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觉悟性不会提升很多。所以，用利益来互相牵制，是给人绝对动力的最好方法。当然我的设想是建立的国家效率的损失上，这个在当今这个追赶西方世界的潮流中必然没有立足点。我只是想给未来发展平衡后的中国，设计一种健康的利益驱动效率的模式
我对政府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一点毫不担心，因为这是毋庸质疑的，如果一个执政体需要去革自己的命，这也太草淡了。 我关心的是执政体对于公平方面的态度以及通往执政体自身的道路是否通畅。 前者是这个执政体是维持及强大自身的同时是否愿意把母体以及被领导阶级变的更强更富；后者是这个执政体是否从某种意义上是精英团体。 关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在我眼里的执政合法性并不是民主选举，而是其长久以来通过各种方式掠夺他国同时一定程度关心国内公平既而实现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再民主的政府没法提升生活水准也没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各种形态的世袭最大的缺点在于无法保证精英团体决策。这一点上我暂且先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