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lcon，我对你的回答不太满意啊。
先解释为什么举这三个案例。第一个是发表善意言论的自由，第二个是发表恶意言论，第三个是发表可能被理解成善意、也可能被理解成恶意的言论。
举地震为例，是因为我出国后曾跟一个在上海地震局工作过的华人聊过，谈话所得概括一下，大致是中国官方不可能预报地震，而官方或民间科学家对地震的预报都不可能发表——这验证了我以前的猜测，因为从我生下来以后从没听到过官方的地震预报。
我不是学法学的，也不考虑是否犯罪、如何定罪的问题，只是把焦点放在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上。你的意见是，即使用户协议中没有说明，管理员仍有权删帖封id，但必须做出解释。不过在我看来，这很难做到。预报地震的帖子很常见，且社会危害极大，被写入版规明令禁止可以理解。但其他的帖子，比如在非典尚未公开时就匿名发帖“北京XX小区出现疫情，病源未知，已有m人住院，n人死亡”；在三鹿事件尚未曝光时就发帖“在包括三鹿、蒙牛在内的多种国产奶粉中发现三聚氰胺，对婴儿健康有严重影响”；或者如群体事件、贪腐举报、社会内幕之类，都有可能引起骚动——作为管理员，如何处置？天朝因为有真理部存在，所以一律和谐，这个选择题反而简单了。但是如果没有真理部，作为管理员如何应对？按你的思维，这种帖子恐怕通通要删掉，然后不断地修改协议或者不停地给予解释。小论坛可以做到，大论坛、尤其是对社会时事交流踊跃的论坛，那就完全没法运作了。
另外，对于没有编辑和管理员的个人网站和博客，政府应如何处置？民间是否可以搭设“地震预测网”或者“贪腐举报网”？同样的，因为天朝真理部的存在，现实中这些网站就不可能存在，但如果没有真理部呢？
我给出我的答案：就我个人混百度的经验看，同样内容的帖子，如果是熟人发的，基本一律放行，一则管理员都给他面子，二来则来源比较可信（新疆骚乱中，一位有老吧友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汉人，他的发言别人不会怀疑）；如果是陌生用户发的，视管理员而定（我对政治比较严格，其他的如三鹿禽流感就很宽松）；如果是匿名ID发的，直接删帖不解释。对于一个大杂烩式的论坛，不可能有太严格的协议，一切都是人治。
第二个案例，“offences against others”，又是人治了。中国的传统相声，其艺术价值完全建立在讽刺上，有时讽刺日本人韩国人，有时讽刺传统相声演员，有时候讽刺城管、公务员、专家教授——绝对是“intentionally offences against others”——一旦禁止，传统相声就完了，南方公园也完了，那个在美国记者年会上发表脱口秀的Joe Wong也完了。
这是法不责众的社会，马诺说“（与其在跟你一起骑单车）我宁愿在宝马里哭”，刺激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穷人，于是人民大众和政府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声讨这位拜金女，于是马诺居然要在电视上对全国观众道歉。周立波用大蒜和咖啡形容上海人和北方人，他在上海可以说这段清口，但是去了北京他绝不敢说——当然他没有道歉，但是他绝不敢说。
我孤陋寡闻，没听说在中国有什么引起过反响的种族歧视的争议。嘉宾在电视节目里聊天，如果说“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恐怕不会有争议；如果说“日本人有一种劣根性……”，也不致惹麻烦；至于“黑人有一种……”，中国人很少谈论黑人。但即使是说：“黑人有一种劣根性……”，主语是日本人就不会有麻烦，难道换成黑人就应该有麻烦么？可我相信，没有哪个白人敢在美国的电视节目里说“黑人有一种劣根性”（谈论白人自己的劣根性到可以），就好像全世界也没几个人敢在公众媒体上非议穆罕默德。
总而言之，“offences against others”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评价标准。楼盘上打了一条标语，100个路人看到，90个人没什么感觉，9个人觉得写得不错，1个人反感。一百人万个路人中那一万个反感的聚到一起，就会提出声势浩大的抗议。如果那九万个支持者也发出声音，抗议便无效（比如说主流相声界指责郭德纲三俗，而钢丝力挺）；如果九万个人选择沉默，或者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比如中国的各种民意调查），抗议就有效（于是谷歌离开中国）。
最后一个案例，类似的事我亲身经历过。我对一个家境比我更好的大学室友开玩笑，说“穿平角内裤的人（我）都是富人，穿三角内裤的（你）都是穷人”；这话被另一个室友听到了，非常不高兴，甚至说“你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么？”。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但说明两点有助理解，第一，感觉被侵犯的室友家境确实不如我；第二，感觉被侵犯的室友，其实不知道那个穿三角内裤的同学家境比我更富裕。另外，平角内裤和三角内裤的话并非原创，我最早是十几年前在郑渊洁的作品里读到的，只不过把“有教养（身份）的”“没教养（没身份）的”改成了“富人”“穷人”而已。
我想说明，同样一句话，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再考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变化更复杂。私人间的误解容易澄清，发表在社会上的言论呢？一个地震预测也需要独立专家的评审（恐怕还不只一位），每天都在有亿万人公开发表各种言论，每天也都用亿万条言论被审核。Mill的几个关键词“no harm”、“offences against others”都相当之抽象，以至于任何批评、指控、怀疑，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被理解为“harm”和“offence”——就拿城管而言，“给我三千城管，我能收复台湾”这句话，明摆着嘲讽了每一个城市管理从业者，遭到类似待遇的还有公务员、领导、专家、地产商、煤老板……
先写这么多。经过这几天的讨论和思考，我自己也对言论自由有了比较系统些的看法。前两篇日志和这篇只是提出批评、提出案例、分析案例，都没有提出体系。批评别人的体系很容易，建立自己的体系却很难——这就像艺术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我会试着表达自己理想中的言论自由体系，即使依然幼稚，依然是一大步。
首先你提出的问题已经变化了。我们现在首先要确定的是“what is ought to be done". 在你的文章里，都是些经不起太大推敲的假设性追问，既不特别具有现实意义，也不触及原则。你更看重的是操作性。可操作性当然重要，但是原则要放在开操作性的前面来讨论。你老是追问自己管理员应如何做，然后说我的做法没有可行性，现实中人性很简单很贱，所以我是在唱高调，这就失去了我们讨论的基础。至于你对第二个原则说什么人治不人治，依然不触及到原则性的问题。诚实的追问一下自己，要一个第三者群体判断言辞是恶意的人身攻击还是无意的评论，并不是特别困难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更是完全私人性质的事情。一个言辞是不是具有明显的侮辱攻击成分，在个人看来可能是不同的，在社会整体达成一个相对的基本共识并不太难。你室友的话，明显属于欠扁。如果我说“不过你们广院也就这个水平”，那我也是明显欠扁。所以我说群己权界要分开，这个问题请你认真想一想。
最后，你的思维出发点是每一个言论都要经过某个标准的审核才能予以发表，这个就大大曲解了Mill的意思。我的文章的基本意思看来你并没有看懂。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某种言论真正损害到了某个或是某些人的利益，（比如说校内的傻B言论让你不爽了）,跑到法院或是某机构说这个言论需要禁止,要不我就要跟他们拼命。法院或是某个机构该以何种原则来裁决。你现在的思维出发点变成了：每个言论都是可疑的，要找一个灵丹妙药来决定这些言论是否适合于被发表。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历史上所有声称找到了这个灵丹妙药的人，最后无不是开始着手建立一些严密而无效的监察系统，最后导致更多的谎言的产生。
总而言之，你现在天天为中国傻B言论横行，媒体从业者素质低下，煽动性言论会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然后导致同龄人素质低下这些问题操心。这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操心的结果是你为了解决问题急于求成，而且鼓吹独裁思想，鼓吹公平无用论，说明你对这些问题的整体理解和你所看不起的城管人员是差不多的。你关心的这些个问题，说到底恰恰是你的那些个独裁思想和公平无用论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根深蒂固的结果。如果我党真的放开对于言论无处不在的压制，你说的那些个荒谬的会引起社会动乱的东西，自然会减少，即使有，影响力也会很弱。
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万历十五年的开场，你应当记得。一个小小的谣言，搞得百官一大清早轰隆轰隆的找皇上老儿去了。问题何在？是因为明朝对你所谓的传播的自由管理的不好吗？是因为煽动者的言论自由没有被及时剥夺么？都不是。其症结在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运作方式，以秘密为威权之基础，以至于所有官员对于谣言缺乏辩伪的能力，而且由于整体官僚系统的惩罚体制，“不信”的结果远远比坚持原则，相信自己更大。
这个例子套到今天的地震预测啊，sars啊，食品质量监督啊这些问题上同样合适。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也不知道地震如何预测的，怎么理解所谓可能有25%的地震可能性这些话，发表一个谣言危害才会如此之大。你看北京后来在各方压力下被迫通报SARS疫情，公开透明了以后，还会有多少人因为一些假消息而惶惶不可终日呢？南方人物周刊如此之傻B – 当然一方面原因是他一直以来都比较傻B –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有许许多多的他们本可以报道的消息都被官方定义好了报道方式，那只好找这位道士报道报道了。你和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多接触接触，这个原因你自然可以了解。就拿最近的仇子明的事情来看，我们自2000年以来在媒体方面的控制是大大加强了。可是结果如何呢？主流媒体公信力当然无存，导致了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
你要形成什么自己的言论自由系统，我举双手支持，Mill同志在天有灵，想必也会高兴有后来者能够比他更加说的更好更对。而且也比你天天在博客上大发牢骚，自作多情的认为你赚到了钱就能抱得美人归这些东西要好的多了。不过在此之前，你还是要在你日常关注的这些杂七杂八的国内新闻之外好好充充电。我给你推荐两本书，一个就是我之前说的On Liberty(http://www.constitution.org/jsm/liberty.htm)另外一个是 Culture and Anarchy (http://www.library.utoronto.ca/utel/nonfiction_u/arnoldm_ca/ca_titlepage.html) 相信会对你的系统，有所补益。
当今中国是个不健全的国家，而人口问题又需要一个比发达国家还要完善的管理体制，想要按发达国家的最终实现方案来解决问题，这个现实么？我觉得当今的言论控制，就是一个合适的过渡方案。西方或许在发展中就重视言论。那是他们是世界发展的前沿，不追求速度也没有人催。而今中国人喜欢比较，晚一天赶上别人，就多一些人往外跑。因此，在解决完发展问题后，再着手言论自由，不失为一个正确的主次选择。显而易见，政府的内部的工作能力和执行效率可能还不如一个中小公司。组织虽然庞大，干活的没几个，又能调动多少学术科研力量来支持自己？一个缺钱的学术界是少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缺少教育的大众是缺少接受能力的，一个传统教育出的中国人又是没有自己的原则的。因此，在一个大众可以被引导而不使政局和社会发展动乱的前提下，直接封锁某些言论更有效率。如果封锁的错误言论多于正确言论的部分，而这样免除的损失（如：政府的工作投入，政府需要做的善后，等等）大于民众因为主流媒体可信度降低造成的损失。这种方法就是可取的。当今政府是否做到这一点谁也无法详细证明，但从效果角度来讲，并没有哪条指标显示危机的来临。
言论自由最终肯定是正确的选择。不过如今并不是当务之急。可能在西方发展史上，言论封闭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暴动。但就已今天的中国来看，言论问题根本造成不了危机。只要有吃有喝，就没人觉得生活被逼的要造反。20世纪初，美国资本积累的时候，人民受到的苦难比今天的中国不知道多多少倍，有什么证据证明更有忍耐性的中国人会受不了暂时的言论不自由呢？虽然有些耸人听闻的迫害和令人发指的冷酷行为，但还当今封锁言论的程度还是有所控制的，毕竟不爽的还是少数人。无知的，当代国家给予心灵寄托的，无信仰的大多数农民阶层，还是需要一个“完美”的舆论导向，而不是一个需要他们操心的众多所谓“真相”所以在欲求改善一个事情的之前，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事情的本质和合理性。给予政府这个权利，就必然有以权谋私，官官相护的行为，尤其是一个素质有待加强的政府。但不能因为个人心理造成的结果，就剥夺政府的权利。我觉得言论自由问题上政府的做法，更多的是需要改善而不是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