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在游侠网看三国12消息的时候，偶然读到一篇帖子，《细说樊城之战始末，看三国用兵之精彩》。原以为《三国演义》已经把樊城之战描写得漂亮之极，史书中的记录不可能比小说更精彩，没想到在楼主的指点下，把《资治通鉴》里的相关章节一段一段又梳理一遍，竟发现个中精妙是小说无法比拟的。换言之，《演义》是小说的演绎，《三国志》是历史的陈述，而《资治通鉴》则是台前幕后的政治家们绝伦的表演。
两年多来都没有正经读过书，于是下决心要从头开始把通鉴读完。
读过两章，首先对印象里通鉴的定义产生了质疑。我不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其说是通史，毋宁说是一本“年鉴”＋“摘编”。所谓年鉴，即它确是以时间为纲陈述的历史事件，但是记录非常简练，一场重大战役可能只罗列出交战双方和胜负关系，却不记录伤亡数字和两军主帅，遑论经过；两国会谈可能只记载了人物和地点，可讨论了什么问题、商议出什么结果，却没有只言片语——因此，它只能算一部年鉴。所谓摘编，因为通鉴对详细叙述的材料的选择，似乎与其历史意义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在吴起的部分，它收录了一个吴起给士兵吸脓疮、士兵母亲痛哭流泪的故事，却从未言及吴起如何具体指挥一场战役；收录了申不害和韩昭侯“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的对话，却对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用“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一笔带过。
司马迁撰《史记》的目的在《报任安书》里交代得很明白＂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司马光撰《通鉴》的理由，大概体现在全书的第一段“臣光曰” 中：“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礼莫大于分也，分莫大于名也”。我相信，司马光在编纂《通鉴》的时候，其目的并非是整理出一部编年体通史，甚至连史书都算不上。他希望得到的是一本笔记，一本帝王学教材。而以礼、分、名为基的帝王学，替换成今人特别热衷的流行词汇，大概也可以理解为 “管理学”。
两司马在修史出发点的分歧，通过豫让刺赵襄子可以窥见一斑。豫让漆身吞炭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记载了豫让的两段陈述，第一段是别人问豫让“你既然要报仇，何必漆身吞炭来糟践自己？假装投靠赵襄子再伺机行刺不是更容易么？”，豫让回答“按你所言或许更容易，但那是叛徒所为；我选择的道路或许更艰难，但我就是要让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感到惭愧”（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第二段是第二次行刺失败后，赵襄子问豫让“你曾经侍奉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消灭了，你并没有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现在智伯已经死了，你却一再为他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回答“我侍奉范氏、中行氏的时候，他们把我当寻常人对待，我也以寻常的姿态回报他们；侍奉智伯的时候，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要用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豫让的两段回答在历史上大抵是齐名的（《战国策》里还记载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更脍炙人口些），然而《通鉴》只收录了第一段（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与赵襄子的对答则完全摒弃不用。这或许从侧面体现出司马光取舍材料的标准：身为人臣不应有二心，这是符合礼、分、名的，当取；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当弃。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通鉴》的历史地位不及《史记》，历史地位不及，文学地位差距更大。不过，尤其在当今社会，《通鉴》比《史记》更有阅读的价值。我想，如果自己的中国史启蒙读物是连环画版的《资治通鉴》，而不是连环画版《史记》，虽然做人恐怕少了那么些原则，在社会上却能游刃有余得多。现在我已经过了培育心智的阶段，这样的书再读多少遍，对原则问题也不会有丝毫影响；可读《通鉴》还是有用的——步入社会以前用它来塑造心智，步入社会以后就用它做武器和这个社会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