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到美利坚近两年，对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事已经麻木。与其说麻木，毋宁说是因为确信与自己无关而漠视。偶然间看了《仁医》，那句坂本龙马直到临终前都在对南方仁念叨的台词“创造一个让国民来生还愿意生活在的国家”极大地触动了自己宿命论的人生观：如果一个中国人的归宿是拿绿卡、入美国籍、高唱《星条旗永不落》的话，那么老天爷何苦将他生为中国人？我尝试在前人的智慧遗产中寻求答案，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发现自己纠结的过于狭隘了——智者们热衷于思考的是天堂地狱、前世来生，而“何苦生为某国人”，甚至从来算不上是个问题。
热情过去，生活是没有感情的。之后的一年里，我依然像棚头傀儡一样生活和工作，期间自己经历过毕业，工作，跳槽，祖国发生了抚州连环爆炸，动车出轨，乌坎，王薄案。我无刻不在思考何时回国、回国以后应该做什么，而祖国却发出铿锵的声音：出去了的就不要回来，回来的什么也做不了。渐渐地，因为什么都做不了，便莫名地迁怒于国人：遭遇强拆而自焚的人那么多，敢于同归于尽的为什么那么少？为动车出轨出离愤怒的网民那么多，刨根问底的媒体为什么那么少？因为违规征地断了生路的人那么多，团结起来以死相争的为什么那么少？重庆那群一年前还在欢天喜地唱红歌的狗们，狗都不会背叛主人，你们翻起脸来怎么那么快？
就在前天，又看到一部《新闻编辑室》的美剧，震撼与亢奋之余也勾起了许多回忆。七年前，我的高考第一志愿其实是新闻——虽然学的是理科，自己对历史和创作的兴趣几乎是从学会读写时就产生了。可惜因为分数不够而读了计算机，于是顺应天意，学习编程，留学，工作。老天爷这么安排，想来也不算以外，毕竟自己的第二志愿就是计算机。
但是，如果当初学了新闻呢？如《新闻》里的新闻工作者那般因身居第四级替天行道而骄傲，以《费加罗报》报训“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为座右铭而行动……听来很美好，可在现实中的中国，这样的记者或者被辞职，或者受通缉，或者正在坐牢。我也曾迁怒于整个新闻业：如果你们团结一致不妥协，他们不可能把你们全抓起来。然而，我也知道自己很天真——只要抓一两个，剩下的都会妥协。其实绝大多数记者并没有“第四级”的意识——他们既不是面临无家可归境地的农民，也不是在事故中横遭不测的冤魂的家属——他们只求混口饭吃，何苦赔上所有呢？更何况即使我自己也没有抛去一切去斗争的勇气，我必须要考虑我的父母，奶奶，甚至其他已经有头有面的亲戚……
《仁医》以后，自以为看电视剧的口味已经很挑剔，一年里除了《神探夏洛克》的第二部就没看过其他剧集。可《新闻》的第一集的只用开场的前五分钟就深深吸引了我。序幕的高潮，是一个女大学生问出席大学座谈的三位嘉宾“请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什么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一位回答：“多元和机遇”；一位回答“自由和自由”；第三位嘉宾、本剧的男一号因故有些失控，在打了几个马虎眼不成后大吼“根本不是最伟大的国家！”，接下来三分钟抑扬顿挫精彩绝伦的独白，一言蔽之：“我们曾经是最伟大的国家，现在不是了”。美国人如此否定自己，其实是一种自我鞭策，是“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不够好，如何能自诩为最伟大”的自省；而贯穿《新闻》全剧的核心所在，便是通过新闻人的观察和监督使国家修正这些错误，正如男主在独白的篇末所言“First step in solving any problem is recognizing there is one”。
作为一个中国人，听到这段独白，不禁心绪起伏——“我们曾经是最伟大的国家，现在不是了”，这难道不也是说中国么？其他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瓶颈都可以有人力、资源、土地、移民等借口，唯独中国不可以有。时至今日，中国始终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昨天曾为我的祖父辈所掌握，中国的今天为我的父辈所掌握，中国的明天必将为我辈所掌握。但是我辈，正是我辈，我若是龙马，必不愿为我辈国民所牺牲——为那群唱完了红歌又开始咬主人的狗牺牲自己的生命，值得么？
想起《伽利略传》提领总纲的一句话“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大一第一次读到时不明所以，今日方才切身体会。中国没有第四级，什邡也不需要英雄，什邡的事，什邡人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