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托Falcon的福，有幸在旧金山南边的一家小肥羊跟许知远吃了顿火锅，同席的除了Falcon还有覃里雯(我那时才知道她的姓读“秦”而不是“谭”)以及Falcon的一位漂亮的女同学。
不夸张地说，我是读许知远的文章长大的。从初中开始，每次母亲从单位把订阅的《经济观察报》带回家，我首先读的便是许知远主笔的《生活方式》版和书评增刊。大学的前两年、许知远辞职以前，《经观》始终是我的每周必读；他辞职后，我便订阅了《思维的乐趣》的博客，可谓仔细地阅读他和他知识分子圈子中的同人的文章，直到他们不再更新。
因此，出席饭局前我甚至有些紧张，像准备面试一样思考着在饭局上应该怎么说话，如何举止得体。以至于晚饭后在一个西式酒吧喝咖啡时，许知远把我和Falcon咖啡杯里的汤匙拿出来摆到碟子上，我以为这是西餐的礼仪，暗示侍者“请勿打扰”之意——当时我们刚刚对侍者说“不用续杯”——后来才知道，那是许有强迫症。
不过，阔别半年的涮羊肉一下肚，所有束缚都烟消云散了。如果不是要开车而不能喝酒的缘故，自己应该能放得更开些。自五月底搬离达拉斯后，我确实有将近半年没有这样痛快说话的机会——和同事倒是经常聚餐，但我的英语欠佳，很多话题也不方便交谈——这是第一次和一群中国人在饭桌上聊天，何况在座的是一个自己尊敬了十多年的知识分子？
必须承认，许知远非常厉害，不仅博学多才，情商也相当高。等着上菜的时候我和Falcon只是半开玩笑地介绍了双方的交情，他就非常精准的概括出，我是一个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人，而Falcon是一个以给别人添麻烦为乐的人。许和Falcon相识多年，如此了解并不奇怪，但是短短几分钟就概括出我的特点，自己着实吃了一惊。而他之后紧接着说“你真是个好人”，语气诚恳之极，一瞬间就把双方的距离拉近，话匣子也打开了。
席间，我非常主动地向许知远问了很多困惑已久的问题。这些问题我都在博客里记录过，也大都与Falcon讨论过。在这里，与其说“问问题”，毋宁说是“抛出问题”。因为自己所怀的并非是求疑解惑的心态，而是想知道“对这些问题，许知远是如何看的”，即使意见完全与我完全向左，我也想知道他的态度。
我提问题的时候，许知远表现的特别认真。饭桌很小，我们斜对角坐着，尽管已经足够近，他仍然把身子转向我，整个上半身都前倾过来，让我受宠若惊。他听得很投入，眼神也很专注，有时若有所思，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事实上整个饭局中，在我和许之间基本上是我在说，他在听，我自己都感到失礼。我套不出话来，想激将，便绕着弯子问：“我觉得是不是你年轻的时候也是经常发表观点的，后来经历得多了，便不在饭桌上多说话了”。没想到他打得一手好太极：“我一直就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而且我想说的都写在文章里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给自己找台阶下，解释说自己今天如此多嘴，一则对面坐的是许知远，再则实在太久没能在饭桌上说中文了……
所以，写到这里，丝毫没有记录我们谈论的话题，不是因为有所疏漏，实在是什么都没问出来。另外喜忧参半的是，我向许志远提到芥川龙之介的时候，他一口就说出”哦，35岁就自杀了……你不是咒我吧。“——我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谁认识芥川，遑论知道他英年自杀。而遗憾的是，许似乎只读过《罗生门》，或者是只欣赏芥川的《罗生门》一篇。我当时有些激动，忙不迭说”他三十岁以后写的东西都好“，不免武断。但芥川写《罗生门》才二十三岁，在我看来，他二十九岁的《竹林中》才是创作巅峰的开始。
分别的时候，许和覃礼节性地说“来北京找我们”（他们来美国开完会，隔天便要回国）。我确实打算有机会在北京拜会许知远，但那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最后写两段题外话。返程的时候，Falcon开车送覃里雯和许知远回伯克利，而由我送Falcon的同学回阿尔帕托，这是我第一次开车送女生。这位女生是斯坦福的高材生，长得也漂亮，必须承认她坐在旁边，我的感觉是很好的。然而，这样的女生坐在旁边，我感到高攀不起。
想来有些可耻，当时因为天黑，还载着一个人，我开得尤其小心，每到黄灯都会停。女生问”你是不是从来不闯黄灯啊？“——我居然说”因为你坐在旁边啊……我自己开虽然技术很渣，但是胆子很大的“。坦白说，对任何人我大概都会如此回答，如果是熟识的男生的话，一定会更肉麻些。可是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女生说这些话，不免太可耻。
然而，我的无耻也就到此为止了。说是高攀不起，一个星期前也许还会想象一下，现在连想都不想了。从这个月开始，公司全员降薪，我的薪水降了三分之一——这种事情发生时，上至是国家大事，下至桃花运云云，都毫不不重要了。好像那个”天“每个阶段都会给我一个焦虑的理由，自己在山景城才安稳了不到半年，又焦虑起来了。坦白说，这次我不想跳槽，公司的情势确实不好，但还是有希望的，而且我自己就有可能去改变它。我既然一直相信自己是负有某种使命的，那么就从改变公司的境况开始吧。做不到这点，我回国后也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