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时，也许是出于正义感，也许是政治触角的迟钝，刚从农村考察完回到机关的爷爷在小组座谈上说了不该说的话。忤逆的结果是批判，而这场批判并着“富农”（后变成“地主”）的出身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性格和命运。爷爷把批判会的会议记录工整地誊抄到笔记本上，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直到父亲整理遗物时才被发现，于是我才能对那段原本只存在于字面上的历史体会一二。
稽X：
- 何这次检查不如以前，只重点检查在绿岭社的情况，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双季稻不增产，农民生活苦。主要是站在地主富农立场看问题，在理论上他是懂得的，有些问题在家也能想到的，如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 何认为社办大了、办快了，这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态度。如是诚心诚意的话，就该积极的去解决问题。是否办快了，这是群众的要求。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时，群众自觉的组织的合作社很多，怎能说是办快了？
- 双季稻是否增产问题，关键是季节性问题，如能很好地研究一下，就会知道何说的是污蔑性的。农民生活苦的问题，如果以富农的生活来比那是低了，但广大农民生活是改善了。何是搞富（？）业工作的，购买力增长是知道的。
- 怕在农业社是轻视劳动，也是轻视农民，本意是怕吃苦，对合作社没有感情，好逸恶劳。这些与富农家庭有关系。
- 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是带着条件的。
如今读来，这篇记录乏味、荒谬、违背常识和逻辑。之所以摘录这一截，因为在参与批判的十多人中，稽先生的发言是相对思路清晰、概括全面的。爷爷的右倾错误，归纳起来有认为农业合作化过快，双季稻导致减产，农民生活苦三点，而错误的理由，也可以用稽先生的话总结：富农出身，轻视农民，参加革命的一开始就是有条件的。
会议记录里留下的十几个姓名，我一个也不认识。据奶奶说，其中一位女士后来仍是家里的朋友，今年春节期间还曾见到，只是已经痴呆了。奶奶的心胸比爷爷豁达，晚年还有不少朋友，而爷爷的交际就窄得多，不知是否与这段经历有关。
如果反右和文革不曾发生过，恐怕很难想象这般场景：平日里一同生活工作的同事朋友聚在一起，你站着或跪着，低头不发一语，而他们却你一句我一句地争相批评你；他们不仅批评你犯了什么错误，还有横加推断错误动机的诛心之论。更有甚者，你明知他们的错的，他们大抵也知道自己的错的，但他们会编造出各种理由以证明自己的正确，而你也必须认同他们的证明，末了还必需说“谢谢大家的批评教育”。
爷爷没有所谓的远见卓知，也不是铮铮傲骨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介读过些书的农民，凭着书本里学得的知识、从事生产的经验和在农村考察的见闻做出判断。我无意为这些判断做辩护，毕竟，他提到的问题，有的已经在1959到1961的三年得到了解答，有的直到今天仍然在被解答。我坚信的是，无论观点是否正确，爷爷都是凭着自己良心据实说话的人。即使出身富农，爷爷的一家本质上始终是吃苦耐劳的农民，从未轻鄙过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个经历过民国，抗战，内战的自耕农家族，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不曾有人死于饥饿，可是在1960年上，爷爷的四叔却饿死了——并非是见死不救，也非不知未雨绸缪，无能为力而已。
爷爷在肃反时期的检查，理论上或许有“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的可能，可在反右时期，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他绝不会推翻自己的所学所历，所见所闻。然而在那个年代，孰是孰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因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被定性为右倾，被“开除团籍和党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伴随着前途尽毁的是下放农场。据父亲的回忆，临行前爷爷大哭了一场，那是父亲记忆所及爷爷唯一一次落泪。爷爷担心此去无期，留下妻子儿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痛苦的是，不仅自己前途尽毁，儿女的政治面貌也永远洗不清了。父亲和姑姑在读书的年纪，总是因为“地主”的政治面貌而遭遇不公，姑姑每次填表都要哭。而为了划清界限，直至被平反前，爷爷都没有回过家。
爷爷在农村和工厂工作了五年，捱到1962年的甄别平反时才摘下右倾的帽子。回到机关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相关平反的两份文件《关于何XX问题的甄别报告》和《关于何XX问题的甄别报告的批复》保存至今。在《报告》中，针对批判会记录罗列的每一条罪责，前者都用“看法是对的”、“看法是正确的”、“不算错误”有力地回击，最后得出结论：“根据以上甄别情况，过去对何XX同志的批判和处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我们意见，撤销原结论，恢复其共青团和预备党员资格”。而在《批复》里，《报告》中的“应予平反”变成了“予以平反”。
冤案可以昭雪，平白流逝的岁月却不复还。五七年遭到批判前，二十九岁的爷爷已经从参加工作时的办事员升至省财委下的副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副处长），六二年回到机关时，三十四岁的他却不得不从头开始。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回到副组长这一阶，爷爷又走了十七年（期间下放两次）。再过了九年，爷爷升至正处级，直到1989年退休。
我相信，当初义正言辞攻击爷爷人和后来为他平反的本是同一人，这个人用正义消灭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再用正义为那些错划为右倾的同志洗去不白之冤，藉“组织”和“部门”之名，以“同志”和“敌人”为弹药，正义对此人来说不过是武器而已。这个人直到今天都在挥舞着正义的大锤，时而把人塑造成偶像，时而又把偶像打成罪人。你若问他究竟什么是正义，他会回答，我代表的就是正义，我就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