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和命运，究竟谁决定了谁，我一直今没有想清楚。在爷爷身上，我看到两者福祸相依地交错在一起。
爷爷九岁起进私塾读书，到十五岁告一段落。后来托亲戚的帮助，又在六安师范和合肥师范念书，及至解放前学校停办，辍学家居。父亲说，爷爷一丝不苟的性格，若非天生，大概就是读私塾的时期养成的。据与爷爷一同念师范的叔公回忆，住校的时候，爷爷就寝前总要把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起床后左右绑腿也需绑得一般高低——这与我的印相完全吻合。记忆里，爷爷家里的器物，从笔墨纸砚到桌椅橱柜，永远在固定的位置上，十年前在哪里，十年后除非是弃之不用了，必定还在那里。普通人家看过的报纸，往往都是叠成一摞，不乱成堆便可，而爷爷家的报纸总是分门别类，日报是一叠，晚报是一叠，广播电视报又是一叠——看似要收藏起来，最后依然当废纸卖掉。
在《肃反运动检查提纲》中，说明为什么没有及时参加革命工作，除却贪生怕死、思想落后的套话，爷爷还写道：“……看到解放后学校里的教师都不是教书的样子，心想他们怎能教我们，还不如在家自修自修……解放后的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一股朴实作风。认为工作也没什么干头而不想出来”。这都是由衷之言。爷爷心目中，教师必须有教师的风度，工作务必有工作的模样，所以他最初对共产党的印象并不好。可参加工作以后，正因为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加上因为上过私塾，写得一手好书法，深得领导赏识。即使背着“富农”出身的包袱，爷爷二十二岁参加工作，二十八岁便升至副处级。
现在看，是一丝不苟的个性，让爷爷在不到而立之年就走到了大半生的顶点，而他在二十九岁上栽的大跟头，则应归咎于他诚实做人的品格。
读爷爷的批判会记录时，不禁想象爷爷在那个改变他后半生的小组座谈会上据理力争的场面。那时候他刚结束在农村的考察，看到的是与宣传截然不同的另一幅景象，面对在座诸位庙堂之上的干部，听到的发言中满是错误和谎言。双季稻增产了，公社化提高了生产力，农民的生活很幸福……大可随声附和，甚至装聋作哑，但是他说了实话——因为同情心么？也许有一点，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说假话，像鞋子必须摆齐，绑腿必须一般高一样，已经养成洁癖。
爷爷为自己的诚实付出了代价，而比前程尽毁更可怕的是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筑起的铁幕。解放时，因为跟老同学合了一张影，就成为警惕性低的素材而写进检查；解放后，那些先进积极的革命同事们，反而在批判会上毫无保留地攻击自己，而这些攻击在五年后被证明都完全是错的。人大抵都是这样，年少时学会如何说话，成年后再学会如何说假话和不说话。爷爷一生诚实做人，既然不愿说假话，那么只能不说话了。自记事起，我就不曾见到他有所谓的至交，恐怕正源自于这段经历。
不知幸与不幸，爷爷被下放到农场不到一年，大炼钢铁就开始了。组织上毕竟记得爷爷的严谨和敬业，就把他调到机械厂做办事员。等到四年后甄别平反，爷爷终于回到到自己十年前开始工作时的岗位上，也得以和家人重聚。
团聚并不意味着幸福，至少对我的父亲而言，爷爷的回归是不幸的，甚至后来爷爷两次被下放期间，少不更事的父亲竟感到一种解脱……关于他们父子的隔阂，父亲不愿多说，即使爷爷还健在，估计也不会告诉我。我仅仅非常模糊地猜测，爷爷把生活的压力和对孩子的期待都扭曲在一起，倾泻到他唯一的儿子身上，就像在我十岁以前，父亲对我所做的一样。不同的是，父亲所承受的压力，比爷爷曾经承受的要轻太多，而一个人在1990年代所能看到的未来，又比他在60年代所能看到的美过太多。
无论性格或命运使然，爷爷的晚年是孤独的。其实，对于我祖父辈年纪的人来说，晚年仅仅是孤独而已，已经堪称幸福了。奶奶是离休干部，爷爷退休，他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而得益于良好的家教，他们儿女凭借个人的奋斗也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至于孙子辈……还算过的去吧。
可是，他终究是一个人走完的最后一程。爷爷七十多岁的时候中了风，此后身体每况愈下，起初还能拄拐走几分钟，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在医院中告别人世。他生前没有棋牌的嗜好，晚年的娱乐消遣只有看电视和读报。除了几个至亲，他没有可以促膝长谈的朋友。他的儿子和他有隔阂，一生不曾有推心置腹的交流。他的孙子不孝，临终时不身边，丧礼也未出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勉强落过两滴泪，这就是全部了。
爷爷的挽联，是父亲写起的稿，而后父亲和姑父一起商议了一下，各自改了几个字，修改的结果竟不谋而合：
秉公诚实怀直道简约平生，
克己严谨正家风泽被后人。
我回顾爷爷的一生，天灾人祸，苦难是远远多过幸福的。但若把子孙看做生命的延续，又相信爷爷正生活在幸福之中。于是，我还是觉得性格决定命运多些，性格不仅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可以改变后人的命运，所谓简约平生，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