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Just Listen!

　　1976年在伯灵顿，我还是佛蒙特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本科生，正为一篇关于苏联劳改营的论文而发愁。一天晚上，为了不让自己在图书馆里憋疯掉，我去了学校附近一间叫红场的酒吧消遣。

　　我点了一杯加冰的伏特加，挑了一个灯光较亮的位置坐下，掏出随身的笔记本写写画画起来。闲暇时我正构思一部类似托尔金的《指环王》的小说：在某块大陆上，对立着两个以德国和苏联为蓝本虚构的帝国，统治者分别是兴登堡和列宁。一号反派斯大林是苏联王国一个年轻贵族，他和另一位有为青年托洛茨基的恩怨情仇可以说——
　　“……索尔仁尼琴就住在卡文迪什，我上个月才见过他。”
　　我本无意于他人的谈话，可对一个研究劳改营的人而言，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如雷贯耳，完全把自己的思维打断了。我循声看去，只见邻桌两个六七十岁年纪的老头儿正聊着什么。
　　“啊？我知道他已经移居美国，没想到他竟然在佛蒙特……你们见面有谈些些什么？“
　　“嗯……他还在为修订《古拉格群岛》搜集素材。我去拜会他，就是把一些回忆的材料交给他。那天他还在家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我见到几位像我一样……活下来的人。”

　　听到《古拉格群岛》的名字，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这部巨著的英译版两年前在美国出版，于学界可谓轰动。我读到此书时因为过于亢奋，定下了劳改营的课题，现在后悔不已。
　　我搁下笔，假装若无其事地打量了那两个聊天的人：一位大概是日耳曼裔，面色红润有油光，身材略显发福，说话是本地口音；另一位可能有南美血统，满面皱纹显得饱经风霜，身材紧凑结实，说话夹着葡萄牙语的发音。后来从谈话中得知，四十年前他们都曾是共产党员，日耳曼裔的叫詹姆斯，一直生活在美国，二战还没结束就退出了美共；有南美血统的叫弗兰克，巴西裔，曾经去过苏联，从古拉格中幸存，并在那里被剥夺了党籍。老同志多年不见，今天在伯灵顿偶遇，于是来酒吧里叙旧。
　　明知不体面，为了寻找论文的灵感，我禁不住偷听起他们的谈话。原来弗兰克去见索尔仁尼琴，是要把他在古拉格的一段亲身经历告诉索翁，让历史得以流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弗兰克在一艘希腊货船上当电报员，随船辗转于世界各地。一次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他听了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演说，对共产主义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37年，弗兰克不满于美共的分裂，秉着向苏联取经的精神，乘着货船在列宁格勒卸货的机会溜号上了岸，表示要投身社会主义。起初他受到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被称为“国际友人”，谁想当时正是肃反运动的高潮——接待他的同志因为是“托洛茨基分子”而被判刑，而他本人也遭池鱼之殃，捞到一个劳动改造十年的徒刑。巧合的是，他在劳改营里竟然遇到了那个在纽约演说的共产党员，知道对方叫安德烈钦，因为被打成托派而服刑。他们本不算认识，因为聊到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彼此有共同语言（弗兰克俄语很差，可以聊天的对象很少），渐渐成了朋友。
　　弗兰克在科米的沃尔库塔接受改造，主要从事挖矿和修铁路的劳动。沃尔库塔的冬天很冷，从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二月，平均气温在零下二十度。不用说弗兰克是美国人，多数苏联人都无法忍受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劳改营里的罢工活动越演越烈，起初为了争取保暖的衣物、缩短工时、天气恶劣时不出工，后来有的营区（尤其是安德烈钦所在的）还争取到干口粮、休假日、单独的营区和工棚（政治犯要求和刑事犯分开）。政治犯们说，这是“像与敌人斗争一样与同志斗争”。

　　1938年春，弗兰克被分派到窄轨铁路的鲁德尼克—乌萨段当扳闸工。一个如往常般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清晨，车站接到契卡行动科的命令：有一批犯人要运到乌萨去，预备四节平台车、两节生炉子的闷罐车，火车发出后切断往乌萨的交通。
　　两个小时后，一队牵着狗、荷枪实弹的押解队带来了大概二百五十个犯人，除了五十名刑事犯，其余都是托派——当中还有八名妇女。弗兰克在犯人中看到安德烈钦，感到一个朋友即将离开，心里有些失落。他扬手向安德烈钦打了一个招呼，安德烈钦看到他，脸上似乎抽搐一下，点了点头，没有做任何回应。弗兰克有些奇怪，便仔细观察了这群人：大部分人都穿得非常体面，裘皮帽、裘皮领、皮箱，似乎是把最好的衣服穿了出来；而与之相反的，人们的表情都显过于平静，互相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安德烈钦和身边几个犯人悄声说了什么，然后突然把头转过来，向弗兰克使用了一个眼色——他不发一语，口型却反复比划着，好像再说“Frank, just listen”。弗兰克不明白安德烈钦的意思，一脸疑惑地做着“What”的口型，而安德烈钦只是不断重复着“Frank, just listen”，直到随着犯人们被列队压上了平台车。

　　当时风已经停了，天上还飘着细雪。人们因为寒冷而不愿开口，车站里也没有行驶的火车，除了零星的士兵的号令和警犬的吠声，一切都很安静。工人正往锅炉里添煤，车头烟囱冒出的烟尘渐浓，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平台车上，安德烈钦面朝弗兰克，却一直避免让两人的目光相交。跟他并排的一个科米族的老警卫，点燃了从怀中摸出的羊角烟斗，怡然自得地抽起来。
　　突然，安德烈钦转过身子，向着车头的方向的天空喊道：“Frank! Just Listen, don’t say a word！This is the end. We are going to be murdered in cold blood! Frank! Just Listen! If you ever get out, tell the world who they are: a bunch of cut throats! assassins! bandits!”
　　他发了疯一般吼着，没有看任何人，只对着天空一遍遍嘶吼。火车站骚动起来，犯人们窃窃私语，月台上的人也低声议论着。安德烈钦喊话的间隙，人们还听见平台车上传来女人的哭声，她们大概听得懂英语。
　　那一瞬间，弗兰克看着这个几近疯狂的将死之人，想起了花园广场上的那个慷慨陈词的革命者。一样的俄国口音的英语，一样的铿锵有力、义愤填膺。他看着安德烈钦的侧脸，喉咙的一震一颤，嘴唇的一张一合，没有刻意记忆，每一句话都已扎根在脑海中。他茫然地僵在那里，直到押解队长的哨声响起，整个车站都安静下来。
　　押解队长又向天开了几抢，吼道：“你们闹什么闹？你们不是要单独住吗？这回就单独了。口粮，工作都会有的！”说着，他用枪托重重捶了一记安德烈钦的小腹，骂道：“安静！不要再有下一次了！”。
　　安德烈钦捂住小腹，单膝跪地，没有吭声，也没有看弗兰克一眼。他身边的老警卫依然抽着烟斗，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

　　后来弗兰克得知，本应驶向乌萨的火车，刚开到兹梅卡就被命令停车。押解队把犯人们带走了，车组返回鲁德尼克。熟悉这条线的人都知道，兹梅卡站从来没有劳改点，也没有人家。鲁德尼克—乌萨段的交通断绝了两天，有赶马车过来的人说，最后一次见到那批犯人，是看到他们被带进一个山谷，以后便杳无音讯了。

　　弗兰克复述这段经历时，我都在旁仔细听着。有那么一瞬间，我也茫然地僵在那里，脑海中一片空白。
　　待到回过神来，我撕掉了小说的所有草稿，走上前自我介绍道：“您好，弗兰克先生！我叫格瑞莱特，是佛蒙特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我刚刚听了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