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Chapter2

　　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

——黄仁宇，《黄河青山》

　　黄仁宇在纽普兹教书时，一般授课时段的中国历史部分共有四堂课。这意味着，老师需要在两百分钟里讲完中国文明，学生是清一色的洋人，内容包括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我可以理解，在每分钟四年的进度下，黄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些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都失败了”。我也猜测，如果给他充裕的时间——就像论述那个no significance的万历十五年一样——他多少可以摸索出，中国的问题的总和有多大。这一辈人摸索出了总和，下一代人去探求细枝末节，接下来的子子孙孙像愚公移山一样去重塑一个伟大的文明。

　　但是今天，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时至今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何况，无论孙中山毛泽东还是陈胜吴广，当他们用暴力解决一个表面问题的时候，另一个表面问题也随之出现，而痼疾依旧。陈胜吴广还有沛公霸王那一辈人，横竖都是死时只有一条路可走。这个思维定式一直持续到孙中山时代、在毛泽东时代终结，然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转变的苗头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继而是魏源严复他们引入的新思潮，继而是中国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再往后，我们看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批人，这批人口中也呼喊着“变法”的口号，然而这“变法”的意义与之前几千年里通常意义上的变法有着本质的差别——康梁的“变法”二字背后，还有“图强”。仔细想想，晚清以前，中国历史上上一次出现“变法图强”的时代，大概要追溯到前秦时期，李悝、吴起、商鞅，代表人物不胜枚举。自秦王扫六合以后直到1840年这两千年里，只听得变法，未闻有图强。

　　群雄逐鹿的前秦和群狼环嗣的晚清诞生了“变法图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转型期的时代环境。第一个转型期以后，知识分子概念中的“天下”，实际上就是汉朝、唐朝或者明朝的天下；第二个转型期以后，知识分子突然间发现，这个地球上“天下”的概念远远比过去宽泛得多。于是，过去那些仅仅参阅周礼或者尧舜禹汤就能解决的问题完全被颠覆，新的答案则掩映于大革命、独立宣言、明治维新、三权分立之中。

　　答案变了，思维模式也变了。在第一个转型期以后、第二个转型期以前，当人们发现“天下”已然病入膏肓，便会效法古人：大权在握的效法商鞅，一无所有只剩下贱命一条的效法陈胜吴广。第二个转型期以后，我们频频听见来自高层“改革”的口号，来自下层“革命”的呼声，实际行动却难得一见。值得注意的是高层的“改革”，它具有第二个转型期的特征，也即：“因为外国人这么做了，效果很好，所以我们要这么做”（类似的还有“因为外国人这么做了，效果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做”；或者“虽然外国人这么做了，效果也很好，但是国情不同，我们不能这么做”）。作为对比，试看第二个转型期前的变法有什么特征：“因为尧舜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这么做”——这些变法全都失败了；“虽然从天下从未有人这么做，但我相信这么做是对的，所以我们要这么做”——这些变法大都失败了，可倘若有成功的，果实便薪火相传。中国人在统治阶级内部开创性地发明了科举、内阁、三省六部；在统治阶级以外，是对“民贵君轻”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种理论长达三千年的博弈，王莽王安石张居正们前仆后继，他们的创造在生后以其他名目修成正果。

　　第二个转型期以后，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诞生过四个代表性的人物。前三位——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如黄仁宇所言，他们都失败了。第四位，在黄仁宇写就《黄河青山》时候，他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事实上，笔者认为邓小平也失败了。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仅仅是改革的铺垫便用了十四年——即便是千古一相张居正，也只做了十年首辅——何况我们都知道，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时代的节奏不再以年计，而是以月计，以日计。至于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以后，这个国家的改革的引擎其实已经熄火，火车只是凭着惯性在轨道上走完最后一程。期间，朱镕基曾横空出世，他试图做很多事，他完成了其中的少数，其后这个新中国史上唯一没有连任过的总理便黯然离开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