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零一二年，农历壬辰的新年刚过，爷爷在病房里安静地去世了。按民间流传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的俗语理解，在第七个本命年的时候，弱丧不知归的爷爷终于回到了家乡。
父母都一直瞒着爷爷去世的消息，直到自己偶然间得知而致电询问时才如实相告。他们这么做，无非是不愿让在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我分心——儿子在冲动之下即刻启程回国、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那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其实，即使他们在第一时间里据实通知，我也不会冲动，当时自己刚从实习转正一个多月，身份还是学生签证，请一个不短的假回国，工作可能不保，返回美国的签证也有风险。不需要做什么思想斗争，自己都不会考虑回国。
正因为没有任何犹豫，我意识到虽然一向自命清高，骨子里还是一个畜生。得知消息的晚上，脑海里反反复复是杨过给杨康立碑时，“不孝子杨过”的落款。我没有见爷爷最后一面，也没有送最后一程，至今连爷爷的骨灰安置在哪也不知道。也许很多年后，当我认识到所谓事业、财富都是身外之物的时候，会因为当初的冷血和愚蠢，不辨轻重而后悔不已。那时我后悔不能在最后一刻守在爷爷身旁，就像现在后悔小时候没能更听话些，哪怕虚伪做作，能让老人家高兴就好。
依奶奶的说法，爷爷之所以是退休干部而非离休，全因参加工作时填错了表，比建国晚了几天而已（所以奶奶年纪虽比他小，反而是离休待遇）。但爷爷过世以后，父亲寄给我一些爷爷生前的材料，又和奶奶的说法有出入。无论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1949年或是1950年，二十一、二岁的爷爷迎着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走上工作岗位，就像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走进社会——初出茅庐的学生难免摔跤，爷爷开始工作时的心情也是忐忑不安的。
父亲提供的两份材料，较早一份是写于一九五一年八月的《肃反运动检查提纲》。在《提纲》的”社会关系“一节，爷爷写道
“……c、反革命分子王某某（笔者注：真实姓名略去），是我幼小时的同学，那时我们很要好，自我进学校读书后，便没有联系。解放前他曾在保安团任过短时期的文书工作，解放后在家。也曾帮助人民政府搞过征粮工作，去年夏天他参加了‘反共救国军’的反动组织，今年春向人民政府自首，现在家受人民管制。
去年他来合肥曾同我见面一次，当时我不知他参加反动组织。他用一些假进步的方式来同我谈话，并以久别作藉口要我同他合影，我也被私人感情所迷惑了，同时由于我的政治警惕性不高，便未加考虑同他合了影。后来我曾写封信把这照片寄给他，此外，我同他平时是无联系的。
当我听到说他是特务分子，思想上就背上了悔恨包袱，我为什么会同一个久别不了解的人合影呢？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今后应当引为警惕。”
“社会关系”一节，爷爷提到了四位人物，其中a、b两项中的三位都是他的亲属，政治面貌也很积极，大概是加分项目；非亲属的交际里唯独列出这位反革命朋友，可谓诚惶诚恐。读罢全文，爷爷仅有的两处劣迹，一则是加入过三青团，另一则就是和这位反革命分子合了影。
现在已经无从查证所谓“假进步的方式来同我谈话”到底谈了什么，“以久别作藉口合影”是出于何种目的，“未加考虑同他合了影”到底需要怎样的考虑。可是，无论王先生做过什么，久别的老同学合一张影何过之有？为了表现自己的思想进步，就把理所应当的人和事拿出来批判，在那个年代恐怕再寻常不过。数年之后，当爷爷自己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时，不知他是否会想起这段文字。
与劣迹相对照的是思想落后，这是他的软肋。爷爷固然不曾犯下任何“坏事”，然而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没做好事便是一桩大坏事了。为什么早年没有积极参加革命？为什么解放后仍未立刻投身革命？这两个问题，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
在“家庭境况”一节，爷爷写道：
“（一九三八年后的数年间，所有资财被洗劫一空，家境惨淡）……在此苦难中，父、叔等不断苦心经营，家庭经济状况始日益恢复。
抗战胜利后，家里兼营糟坊，田地转为肥沃，于是在经济上也就渐渐的活跃起来。解放前二三年，每年收支稍有盈余，此为最富裕的时期。解放后糟坊歇业，家庭生活全靠田中收入，故在经济上比以前困难，然生活水平尚高于一般中农。”
其实这便是理由了。从民国初年的“七口人，种瘠田八、九亩（其中尚有租种的）……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到“及至父、叔等年纪长大，均能从事生产，每年负债较少，家境渐趋好转，后来又逐渐还清了债务，并能买进租种的田地，此后生活情况便处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再到“（一家上下）共十八人，自种田地九亩余，土改时划为富农，无分出或分入土地。解放前雇长工一人”。小富即安也好，政治觉悟低也罢，无论社会怎样动荡，当权的是谁、信仰的什么主义，爷爷和他的家族都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而他们所代表的、勤劳而坚强的自耕农形象，在中国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不曾中断。
可是，检查不可以这样写。必须要承认过去的自己是如何愚昧落后，和反革命朋友合了影，那是因为政治警惕低；加入了不应加入的社团，那是受了导师的骗、中了导师的毒；解放后没有及时参加革命，那是觉悟低，贪生怕死，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审判了自己的过去，还要交代今天有了或者将会有怎样的进步：”……只有通过这个学习，才能澄清思想，提高认识，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自己虽不是历史复杂的人，但在这次学习中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是有必要的”。
我不知道爷爷写这篇提纲时是什么心态，或者说，他的一字一句是否由衷。他也许是发自肺腑，因为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乱，和平降临、百废待兴之时，幡然相信党和马克思主义实属常情。他也可能有所保留，因为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书明理（而且加入了三青团，理应了解三民主义），加之已经戴上富农的帽子，隐约对未来感到了不安。
不过，单就检查提纲而言，言简意赅，措辞恳切，领导读起来不会不满意。在今后的六年里，爷爷的工作可谓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