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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爱国者

　　很久以前，亚历山大大帝在行军途中看见两个异民族的樵夫在谈论国家政体，命令随从打听了樵夫们的来历后，他感叹这个民族的未来必然光辉灿烂。如果你听过这个故事，你便会相信亚历山大的确具有远见卓识——那两个樵夫背后的民族，正是襁褓中的罗马。
　　在讨论”爱国主义”之前，我想把这四个汉字的字面意思弄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国，还有为什么爱国竟然成为一种主义。我首先认为”爱国主义”的提法就很牵强。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一样，”爱国”应该是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应当具备甚至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品德，一旦涉及”主义”，再简单的问题都会变得复杂。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可调和；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它们随当权者的变化引领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改变，有内在联系却又不尽相同；再有绘画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只要有一种主义存在，就至少有另一种主义与之并存，它们或者天生水火不容，或者多少总有出入，而我想问的是：有哪一种主义是可以与”爱国主义”相对立或相修正的？爱国不是任何主义，它只是一种精神，它不是引起争论的课题，它是亘古不便的真理。
　　回过头来，解答什么是爱，什么是国，其实两个问题不可能分开讨论。只有你明确了爱的对象，你才明白应当如何去爱；只有你真真切切爱过了，你才懂得你的爱究竟给了谁。人们总是把民族、主权、政治集团三者相互混淆，以至于常常误解了国家的概念。因为现实情况也的确太复杂。成吉思汗究竟是不是中国人？八旗入关是内战还是国际纠纷？前有五胡十六国，后有五代十国，它们牵扯的是国家兴亡，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面对这些疑惑，我们无法借助工具书来回答，我抄给你某某汉语词典对国家一词作出的某某定义，那又如何呢？文天祥至死对明王朝忠贞不渝，我们盛赞他是民族英雄，那么向后看齐，在以后两百年里吃了清王朝十一位皇帝俸禄的千千万万顶戴花绫们岂不个个都是民族叛徒？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人，清朝的统治者是满人，五胡十六国间有更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单纯从民族的角度出发，我们的国家亡过不下十余次，从政权更迭的角度出发，我们的国家更是亡过数十次。可我们的历史书上明明写着：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国家好生生活到今天，从来就没灭亡过——末了，什么是国家？
　　我不会宏观的解释一个国家，但至少可以向出生的婴孩在白纸上描绘母亲的容貌一样，勾勒出一个普通公民心目中的国家图景。我不在乎谁是统治阶级或者有没有统治阶级，我不在乎谁把持着政府和军队，我在乎的是，它是否可以保证像我一样的普通公民们享有应有的权利，让我们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天空、海洋和陆地上自由生活，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我们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用担心遭受剥削和侵犯，诸如此类，当这个社会体系——我姑且称它是一个社会体系——满足了我的愿望时，我便拥护这个体系，主动纳税，参与公益事业，自觉地履行所有义务，更重要的，我将发誓忠诚于这个体系，成为一名爱国者。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上无数活跃于不同时代，致力于不同目标，忠诚于不同信仰的爱国者们，它们的口号和纲领也许会因客观环境不同而存在差异，然而他们的理想却永远是统一的：为了创造或维护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体系而奋斗终生。
　　的确，在之前的论述中我回避了”什么是国家”的问题，而用一个模糊的概念取而代之。我之所以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自知以目前的知识储备与思想深度远远无法回答，也许一生都回答不了。但对于”爱国精神”，无论只是储备是否丰富，思想境界是否高深，任何人都有能力给出它的答案。我们看到，有一介草莽为国慷慨捐躯，也有满腹经纶者卖国求荣。不用教你也知道应该爱自己的母亲，同样，弘扬爱国精神也无须说什么大道理。现在，我只想谈谈我理解的”爱”。
　　前面已经提到：爱国者的理想就是创造或维护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体系。在动乱时期，爱国者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去维护着一体系，他们抵抗外部力量的侵略，阻止内部力量的分裂，直到为理想而牺牲。从这个角度出发，以东林六君子，戊戌六君子等为代表的政治烈士，和以邓世昌、张自忠、左权等爱国将领为代表的在自卫战争中英勇就义的阵亡将士都是最杰出的爱国者，它们的姓名和事迹理应被千秋传颂。但是，人们在对动乱时期的爱国者推崇倍至的同时，却忽略了和平年代的爱国行为。其实，和平年代比动乱时期更需要爱国精神，人说防患于未然，事先排除火患总比在大火燃起时才前赴后继去扑灭它更有成效，也更有意义。如何成为一个和平年代的爱国者，拥有爱国精神，付诸爱国行动，我想要至少明确三个概念：选举人概念，纳税人概念，公民概念。他们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权利与义务，涉及政治，经济，法律三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最重要的领域。在开篇的那则故事里，亚历山大之所以预言罗马的兴起，正是因为他看到连最底层的罗马公民都乐于对国政发表意见，这些樵夫有主见，有理想，时刻关注着祖国的现在与未来，他们必将强盛。古人犹且如此，难道两千五百年后的我们还应该躲藏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如同置身室世的隐者一样，对我们身边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法律体系不闻不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也许生活的相当幸福，但你绝不是一个爱国者。当然，作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社会体系中的一分子，我们也不应当将爱国精神简单理解为抵制洋货，示威游行，甚至是头破血流之类的激烈行为，而是更加深入的理解并实践这种精神，去关注，去思考，去尝试解决我们身边的社会问题，从微不足道开始，孜孜不倦，聚沙成塔，把自己单薄的点滴力量汇入改革与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举十亿亿人之力成共和国之强盛。
　　亚历山大师从亚里士多德，一位诞生在人类历史上最璀璨时代的最伟大思想家。他把”天下一家”的思想火炬传递给他的学生，于是有了年轻帝王”把世界看作自己的家乡”的嘹亮呼喊。在这呼声中，我仿佛看见身着象征智慧与尊贵的白色长袍，时常聚集在古朴而庄严的大理石广场上，把天下事当作家事一样看待的雅典公民们正滔滔不绝地议论着。他们是和平年代的爱国者典范，而他们所热爱的，早已超越了国家的范畴。
　　那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论竞争与合作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位长相极具特色，并因此被认为称为”老虎犬”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马基亚维里式露骨的论调被无数商政要人奉为行为准则（如果我在发散一下，说”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永远的利益”，想来也与原先的主题不会有太大出入）。
　　或许是人生阅历使然，政治家们的世界观较之普通人总是更加冷酷无情。仅仅以丘吉尔为例，不但政坛上出将入相的几番起伏经历已经充满波折，而且为他提供表演空间的那座历史舞台更称得上是变幻莫测。二战，一个简单却饱含力量的名词，蕴含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内，人类历史上包罗万象的一切。对于”竞争与合作”的主题而言，他同样拥有最具说服力的资料库。我无意赘述这场战胜是如何开始并如何结束的，不过想简而言之：在故事的开始，德国人没有那样嚣张跋扈，苏联人没有那样正义凛然，法国人没有那样可怜无辜，美国人也没有那样慷慨无私；在故事的结束，红军与盟军在哪里会师，柏林由谁攻陷继而怎样占领，满目疮痍的欧洲又由哪股势力来领导重建……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只有对与错，是与非，朋友与对手的概念所能阐释的，他牵扯太多的利害关系，一盘险要的棋局每走一步都必须斟酌再三，直到最后举步维艰。
　　冷战期间，一位在苏联执行任务的美国双重间谍发出过如下感慨：”即使军人们此刻站在同一阵营，也不意味着他们永远都是战友。对战友产生私人感情是最致命的错误。政治决定了你在战场上面对的敌人，而政治是有生命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昨日之敌，明日之友，昨天的正义，也许就是明天的邪恶。士兵永远只是政治的工具，对职业军人来说服从就是真理。在任务中没有敌和友，是与非。绝对服从命令，这就是军人。” 引用这段话诠释我对”竞争与合作”的观点：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是利益决定了当事人的立场。用古人的话来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同时，我也想用这段话探讨：究竟是谁决定了利益。
　　从二战的阴霾中走出，环视身边的叵测世界，商场如战场，利益决定战略关系的实例在商业领域层出不穷。运动品牌如阿迪达斯与彪马，ＩＴ品牌如明基与宏基，动画品牌如迪士尼与皮科斯，他们或是系出同门，或是从前的母子关系，或是由从原公司出走的员工另起炉灶演化成相互对峙，总而言之，一棵大树的一脉根系走到今天相煎何太急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利益驱使的结果。又有无数大鱼吃小鱼，蛇吞象，拆分与合并的案例，诸如时代华纳合并美国在线，惠普并购康柏，通用汽车剥离菲亚特，索尼告别新线……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所谓恩怨情仇忠诚义气之类的琐碎情感在极端理性的企业界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只有利益才是能够影响决策、并且评价这些决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尺。昨天也许还在勾心斗角，今天却背靠背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共事，到了明天，说不定又要各为其主（或许自己就是主）继续勾心斗角——这就是是现实，是社会，无可指责，无法回避。
　　是谁决定了利益，让人在变幻莫测的利益阵营中游离，迷失，四处飘零？我个人认为是时代。因为是时代改变了环境，而环境决定利益。在我眼中，时代代表着一个由生产力，自然条件，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相互影响的因素构成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不可预测，不可掌控，甚至不可模拟。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包含无数常量和变量的庞大函数。当时代发展，环境改变，人们便可以从这个函数中求出他们所需要的答案（实际上答案不需要人们去计算，它会毫不客气地主动现身，叫人避之不及），这个答案就是利益。而后，利益决定了人的立场。总的来说，环境始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进步，利益对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调配也一直在趋于科学与合理。举例言之，二战仍是一同盟国战胜轴心国告终，苏联的解体标志冷战的和品结束，商海沉浮则永远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生产成本却不断降低。调整的过程中固然有波澜起伏，甚至出现暂时的退步，总体趋势还是缓缓向前的。它说明，不是所有竞争或合作的结果都是积极的，然而大都是积极的。
　　因为竞争与合作的立场并非由当事人左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被迫做出选择（实际上无可选择），与不愿与之竞争的认为敌，与不愿与之合作的认为伴。因此，我们应该端正心态，以平常心面对那些”意外”。个人认为，对于你真正欣赏的人，竞技场上你们彼此是敌人，竞技场下你们仍然可以成为朋友；对于那些你不愿共事的人则可以相反出之，只不过为人处世要更加圆滑些。诚然，在很多场合下我们确实要伪装自己，但我们伪装的只是个人感情而非工作态度。无论与谁合作，我们都必须尽可能地协调关系，谋求完善，努力让合作伙伴与自己的利益都获得最大化；无论与谁竞争，我们都必须尽可能压制对手，释放自己，在限制对手的同时依然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谁和我在战壕里活过今晚（Ｄ日），谁就是我的兄弟。”（《兄弟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丘吉尔）；”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赵匡胤）；”一个罗马帝国容不下两个巨人”（恺撒）……因为敌友关系的确立往往是如此直截了当，从情感层面上说简直有些不讲道理，可从逻辑层面上分析，那都是在严密不过的必然结果。时代改变环境，环境决定利益，利益调各方的战略关系，所谓冰冷的客观现实，既然我们无法改变，那就只能坦然接受。作为游戏的参与者，我们必须融入自己的角色，适应和遵守它的规则，时刻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地分析并解决问题——万不能为个人情感左右而扰乱判断力。作鸽子作鹰都是利益使然，既然都能在天上飞就别抱怨太多，微笑着面对，这就是我的观点。
　　尽管有伙伴的地方就有对手，有合作的地方就有竞争，二者就像一枚银币的两面同时存在不可分割；尽管我们可以强迫自己接受一些乍看之下相当残酷的现实，人们还是希望在生活与工作中尽可能的参与合作而避免竞争（那些求胜欲望极强的偏执狂们除外）。竞争不可能完全避免，合作也不会凭个人意愿处处存在，但我们有方法减少竞争，增加合作，其手段就是更合理的协调利害关系。政治集团频繁签订各式条约协定，建立诸种组织体系，谨小慎微地都是为彼此监督与支援；军事集团底牌亮尽，筹码用尽，机关算尽，到头来还是追求用最低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威慑效果与作战力量；经济集团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斤斤计较，字斟句酌交换条件，嘴皮磨破的最终目标始终都是获得双赢——这些目标通常会因为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实现，同时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果。我们看到，宏观利益像一股方向不可动摇的大潮流滚滚奔腾，行船其间，纵使不能扬帆直下，也可通过巧妙协调微观利益，使自己在这股浩大的洪流中觅得一条聪明的航路，从而关山飞渡。
　　那么，怎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竞争，更广泛的争取合作机会呢？杰克·韦尔奇改造通用电汽的手段是收缩战线，集团中只保留在相应领域内竞争力数一数二的强势产品，同时从其它势力较弱胜算较小的领域里抽身而退（只做第一和第二，否则就不做）；ＩＢＭ将盈利较低的笔记本电脑的业务出售给联想，集中力量专攻实力最强的服务器业务，走得也是集合优势兵力在主战场的精品战略；史克威尔与艾尼克斯的合并虽然是双方在同样恶劣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可由于日本两大ＲＰＧ巨头合而为一，整合了各部门的优势资源取长补短，一致对外，这一强强联合之举依然取得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我的观点就是，权衡轻重，缩短战线，舍弃次要的利益，少做和不做无意义或没有太多意义的竞争；统一战线，分享利益，积极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可以是从前的竞争对手）拓展合作网，当自己的阵营一逐渐扩大，竞争力逐渐增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会加入，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会退出，自己的利益将会最大化。
　　以上，就是我对”竞争与合作”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