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客和知识分子

　　在西方文明史上，知识分子和政客是两个独立的集合，他们偶有交集，但大多数时候是互斥的。而在中国文明史上，尤其是汉人王朝里，政客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子集。

　　先秦时期，求贤若渴的列国诸侯唯才是举，管仲入仕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贩夫走卒；商鞅见秦孝公时，除了从魏国逃亡的门客的身份和一本李悝所著的《法经》，一无所有；苏秦张仪号称师从鬼谷子，其实是自授学位、来历不明的同义词。像这样没有贵族出身的人，却能凭自荐或他人的举荐获得面见君王的机会，在短暂的面试中展示平生所学，一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舵手。纵观战国到先秦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出身布衣、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政客的影响力，相比于出身贵族的政客，虽然人数局于劣势，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却大得多。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拥有两个后来不曾再有的特权：行动的绝对独立，最高统治者的绝对信任。

　　在秦朝到隋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因为国家已经统一，或者说集权国家的样板已经出现，最高统治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追求变革。始皇的焚书与武帝的独尊儒术更导致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和独立性都出现了倒退。不过，政客依然是知识分子的子集，秦朝以法家治国，汉朝推崇道家和儒家，在混乱的魏晋时代，所谓“魏晋风骨”甚至令有双重身份的人更乐于展示自己知识分子的风貌——担任尚书吏部郎的山涛离任的时候，邀请嵇康接替自己的职位，嵇康居然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只是既然同为七贤的山涛和王戎都做到司徒的高位，他的毅然决然反而显得做作）。

　　隋以后直到明朝灭亡，除去短暂的蒙古人统治时期，知识分子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尽管相比于第一个黄金时代，他们既因深陷儒学体系中而不再绝对独立，也因为统治者对权力稳固的追求超过对国家富强的需要而失去了绝对的信任，科举制度却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因为这个平台的出现，贵族政治和家族政治的影响力逐渐瓦解、让位于士族政治，而建立在这个平台之上，是断断续续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务员选拔制度——知识分子到公务员中去，公务员从知识分子中来。
　　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再像百家争鸣时那样理想主义、负于革命精神，他们更加务实，回避激烈的变革。同时，既然过去那种一夜长谈后就能从食不果腹到权倾朝野的历史已经变成传说，他们更倾向于拉帮结派，编制人际关系网。如此一来，非但一人得道时鸡犬可以升天，不幸落难时有同僚相助，更能因为法不责众而规避失败的风险。这样利益风险都可以均摊的抱团政治，像团购彩票，也像政治保险，从某些方面说简直是今天的多党政治的雏形——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选民决定大选的胜负，而前者是皇帝决定的。
　　即使是抱团政治，政客们多数都具有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操守。换言之，他们选择自己所处的阵营时，首要标准往往是政治理念，其次才是出身、人际关系、工作单位等外在因素，至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一向是放在最后的。而且，因物质利益或外在因素结成的派系通常短命，一旦失去领袖便树倒猢狲散，不具备持久的生命力；因政治理念凝聚成的团体信念更坚定，对信念的追求也更执着，生命力因此而强得多。虽然政治团体之间会有斗争，为了赢得斗争的胜利必须故作姿态、相互攻击、迎合皇帝，可对于有政治理念的团体来说赢得斗争、把握权柄并非最终的目的，把握权柄的目的，还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纠缠到最后，这些政客兼知识分子们其实有一个殊途同归的信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政客和知识分子的分裂，出现在明朝灭亡、满清统治的开始。汉人知识分子理所应当地不愿为满人服务——尽管他们依然生活在中国、说汉语、写汉字，可为异族人服务显然伤害汉人的尊严，更仿佛掘了祖坟。从满人的角度考虑，最高统治者显然不可能让被统治的民族把握国家决策权，在敏感问题上也不会让他们参与讨论。虽然在清朝中后期，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取得了与满人相同哪怕更高的权力和地位，但那并非因为满人开始器重汉人，而是满人已经无人可用了。

　　也许是历史注定，与进士出身的曾、李、张（张之洞还是慈禧钦点的探花）不同，终结了清王朝的袁世凯只是一介拔贡（即使不看学历，究其毕生经历看，他也算不得知识分子）。在清末乱世，以武功成功名的袁世凯的身边，除却进士出身的幕僚徐世昌堪称知识分子，其他骨干力量或者是武备学堂出身（北洋三杰），或者就没怎么读过书。于是，北洋政府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军政府，政客变成充门面的摆设，新知识分子根本没有任何地位。与此同时，科举在它一千三百岁零一岁那年被取消了，而在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大批传统知识分子都成了孔乙己一般的人物——此般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建立。
　　在这样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政客终于从知识分子的集合中独立出来，而知识分子也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宿命中得到解脱。甚至，因为彻底无需迎合统治者，他们比先秦时期更独立，更自由。“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不只是北大对待治学的态度，也是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待竞相涌入国门的新思潮的态度。并且，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审视自己的政府：批判这个政府或推广自己的理念，不是为了党派纷争，不是为了推翻政府，更不是为了攫取国家领导权，而是为了一个最朴素的目的，让国家变得更好。纯粹的知识分子不再“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取而代之是以学校和媒体为后盾过活——待遇当然会比黄金时代差很多，但这也是自由和独立的代价。

　　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的前三十年，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汉人统治下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年代也不为过（不只是对知识分子，建国前三十年对华夏文明造成的浩劫已经无须赘言）。大学和独立媒体被取缔，知识分子不仅断了生路，还要遭受人格的侮辱。在这样的环境中，且不论“让国家变得更好”，即使让自己有尊严的活下去都很困难。从这三十年开始，知识分子和政客两个集合，不仅相互独立，甚至开吃互斥（少数知识分子保持着政客的权利，却自行把知识分子的义务阉割了）。最疯狂的时候，有人不仅已经把知识分子定义成最劣等的政治概念，还想把这个集合彻底消灭掉——这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亘古未有的。
　　这三十年以后，大学回来了，独立媒体也回来了，但是，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不能独立思考、独立发言、独立行动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仔细想想看，那所谓的大学，根本没有大学的精神，那所谓的独立媒体，确实是靠自己独立地活，但也许突然有一天，就莫名地死了。